微博批量取消关注辞书有何新变化

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

“辞书读者的使用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首查不再是纸媒而是网媒，智能手机和 是之一查询处。”不久前，《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4版发布会上，中国辞书学会会长，北京语言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李宇明介绍了辞书发展的许多新变化、新趋势。其中，读者使用习惯的巨大改变引起了各方关注。

为了解人们的辞书使用习惯，近日，光明日报官方微博开展了一项小调查，结果显示，超八成网友遇到陌生汉字词时，首选是在搜索网站查词，与李宇明的判断一致。

辞书不仅是人们学习与工作的必备工具书，还是文明的重要载体。2016年12月29日， 总书记致信祝贺《大辞海》出版暨《辞海》之一版面世80周年，指出《辞海》和《大辞海》是大型综合性词典，全面反映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丰硕成就，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

辞书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移动互联时代，这位“无声的老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超八成网友首选 查词

从古代的《尔雅》《说文解字》到近现代的《辞源》《辞海》，再到如今的“国民字典”《新华字典》，我国辞书编纂历史源远流长。辞书与文明相生相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辞书记忆。

今天，遇到陌生的汉字和词语时，你通常怎么办？截至发稿前，本报开展的小调查共有541人参与了投票。调查结果显示，选择搜索引擎网站检索的网友占81%。有网友表示，“字典毕竟不方便到处带着走，如果在电子设备上看到陌生汉字，能直接***过去检索”“以前没有 的时候用汉语词典， 普及后在手机上随便查，更方便”。

调查结果还显示，“查 版辞书”的比例已明显高于“查纸质版辞书”，分别为11%和6%。如今，学习使用工具书仍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专业辞书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有网友留言道：“还是好怀念查字典的日子！现在都能记得课堂上老师之一次教如何查字典的情景，仿佛拥有了打开新世界的钥匙！”“纸质词典更加靠谱和有仪式感”。

首都图书馆工具书书架。本报记者陈雪摄/光明图片

查词便捷、迅速，但也存在准确性低、易被误导的情况。文字工作者小李告诉记者，她曾在某搜索网站查询“沿用”和“延用”的区别，之一条搜索结果是某网友的解答：“沿用”与“延用”强调的内容不同，“沿用”强调的是方式上的延续、袭用，而“延用”强调的是长度、时间方面的伸展。小李对这个说法心存疑虑，于是检索了《现代汉语词典》，发现该词典只收录了“沿用”，释义为：继续使用（过去的 、制度、法令等）。再查《现代汉语学习词典》，“沿用”词条下明确提示，注意：“沿用”不作“延用”。“延”指时间的延续或空间的延长，没有“继续”的意思，故不能与“用”搭配。这次检索经验让小李意识到，虽然 可以提供多样的信息，但使用权威辞书更为准确妥当。

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章宜华说：“在新媒体时代，大多数人手头都有一部智能手机，在线阅览、在线办公，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碰到解决不了的知识问题，首选不再是纸质辞书，而是通过搜索引擎查询。”章宜华认为，虽然 上存在大量不准确、不权威的信息，但仍可以作为一种普通参考，而语言学习者、专业学习者还是要查专业辞书。

辞书迭代，打开“手机上的汉语字典”

光盘词典、在线词典、电子词典……随着技术的进步，辞书数字化时代已来临。据了解，在20世纪90年代，已有一批英文权威词典率先“触网”，2012年，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已全面转向数字出版。

“国内的专业出版社曾经比较抗拒做电子辞书，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盗版。”章宜华说，随着加密技术的提高，民众知识产权意识的加强，大概在2015年，国内专业辞书出版机构逐渐意识到要改变出版理念，开始探索数字辞书和融媒体辞书，但是传统出版社技术力量比较薄弱，既懂数据库、语言信息处理，又有融媒意识的人才很少，于是出版机构开始与专门的技术公司合作，但合作过程中会出现其他问题。目前，商务印书馆已经成立了自己的数字传媒公司，让数字技术与辞书更好地融合。

近些年，出版机构纷纷开始开发各类数字版、 版辞书，大踏步走上数字出版之路。被誉为“工具书王国”的商务印书馆最早实现纸电同步出版的汉语辞书是《辞源》。《辞源》是我国之一部现代辞书，诞生于1915年，2015年恰逢《辞源》百年，第三版历时8年修订完成，同时推出了 版和优盘版。由于《辞源》是古汉语及古代文化方面的辞书，因此 版和优盘版在当时并未引起大众的关注。

直到2017年6月“《新华字典》App”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上线，许多人下载了之一部“手机上的汉语字典”。2019年8月，《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七版修订完成，App也正式发布。时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辞书编纂研究中心主任刘丹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汉》第七版App的正式发布，意味着中国影响更大的汉语语文词典实现了数字化。这不仅是一本书的一个版本的事情，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开始，标志着一个辞书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现汉》App的发布还引起了一场关于“辞书App是否应收费”的讨论，网友、媒体、专家纷纷发表意见。据了解，《新华字典》App会员付费价格为40元，《现汉》App会员付费价格为98元，《辞海》App会员按使用时长收费不等。有网友认为，辞书不应竖起“付费墙”，因为“文化知识应该传承，而不是拿来获取利益”；媒体和专家则大多支持知识付费，认为辞书App的研发、运营有成本，应尊重知识产权、支持正版；还有网友支持付费，但觉得价格不宜过高，“可以更亲民些”。

这次讨论呈现出融媒体辞书编纂出版的一个难题：目前大多数用户倾向于使用免费词典，不愿意为“网上知识”花钱。而出版社的权威辞书依靠出售会员账号等方式盈利，在一定时期内难免会被一些质量不高但长期免费的词典挤压，削弱辞书编纂的资金来源。

探索与磨合仍在继续，知识付费已是大势所趋，国内许多辞书出版机构都在积极向融媒辞书的目标迈进。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今至少有三百种 词典或词典App。近五年里，《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新华字典》《现汉》《唐诗鉴赏词典》系列等品牌辞书都已推出或正在开发各种类型的数字版、 版，且均为付费软件。据商务印书馆万有知典公司负责人孙述学介绍，目前《新华字典》等工具书App下载用户已超过7000万，日活用户50万，付费用户超过90万。

融通生活面向未来的辞书

打开“微信读书”软件，选中文本内的某个字词，点击“查询”，页面便会弹出检索结果，标注来源为“聚典平台·《辞海（第七版）》”。在读者不经意间，辞书已不只是学习的工具，它们正蝶变为一种信息内容和知识服务，悄然融入人们的生活。据了解，《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等权威辞书也已经成为部分智能手机的内置词典。值得关注的是，融媒体辞书不应只是把纸质辞书“搬”到手机里，还要进一步向数字化基础设施及语言知识服务的方向发展。

通过对国内目前300多种 辞书和辞书App进行调查，章宜华发现，其中大多数只是纸质版的电子化，有的品牌辞书App运用了一些多媒体技术，但并没有考虑“融”的问题，也缺少动态和互动功能，尚不具有典型融媒词典的属性。事实上，传统辞书要实现融媒体转型，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词典学和词典文本 本身的蕴含。

2020年3月，商务印书馆推出语言资源知识服务平台“涵芬App”，该软件集成了《新华字典》《现汉》《古代汉语词典》等27部辞书，总条目40万条，可查汉语、英语，古汉语、成语、诗词等内容。结合融媒体技术，提供一站式词语查询、汉语字词播音员普通话范读、汉字动态标准笔顺、根据意义查询汉语古诗词的“据意查诗”等特色功能与服务。该软件已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年度数字出版精品。

“微信读书”等软件中嵌入的“聚典”则是由上海辞书出版社研发的“聚典数据开放平台”，于2020年8月上线。“聚典”以《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为汉语字词基础、以《辞海》《大辞海》为百科基础，逐步拓展到《哲学大辞典》《教育大辞典》《心理学大辞典》等专科、双语领域，形成了学科覆盖比较全面，入库100多种工具书，总计300多万条各类词条的“工具书数据仓库”。

学界与业界普遍认为，随着“辞书生活”和“融媒辞书”理念的推进，目前，聚典数据开放平台、商务印书馆“涵芬App”、《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 版，均为传统辞书向融媒辞书的转型开了个好头。

“未来的融媒辞书将会有两种发展趋势，普通词典大型化和大型词典综合化，未来的辞书收录100万条只是一个起点。目前我们正处于理念转变阶段。”章宜华认为，在信息社会，人们在单位时间内获取知识的密度大大提高，要增加单位时间内信息输送的密度，“多模态”便是增加辞书信息密度的重要途径。“多模态化”就是调动人的各种感知，包括听觉、视觉、触觉等参与知识的解读。原来的纸质辞书是“单模态”的，只诉诸人的视觉。融媒体辞书需要把信息资源、数据资源、人力资源三个资源融合起来，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有词典，甚至人人都可以参与编词典，这也是数字媒体融合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中国辞书学会一直致力于提倡以读者为中心的“辞书生活”，未来的辞书将会真正融入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电影《编舟记》的经典台词：词语的海洋浩瀚无边，辞书是漂浮在这片大海上的一叶扁舟，人类乘着这一叶辞书的扁舟在海上航行，找寻最能表达自己心情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