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首先要,克己复礼是什么意思

依法治国首先要，克己复礼是什么意思？

主流的解释是：“克制自己的私欲，使言行举止合乎礼”。其实，这样的解释根本就不是孔子的本意！

“克己复礼”，出现在《论语·颜渊》：

当下很多《论语》的注解版都是这样解释的，“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的言行都符合礼就是仁。一日做到克制自己而言行符合礼的规范，天下的人就会称你为仁人。做到仁德要靠自己，难道还靠别人吗？”

然而，这其实并不是孔子本来的意思，而是北宋大儒朱熹，在对四书集注时，按照自己的理解做的注解。孔子的本意，可不是这样的。

其实，孔子的原意和朱子的注解更大的差异，就在于“克”和“礼”这两个字的解释上。

关于“克”字的意思，朱子的注解为“胜也”、“克制”的意思，所谓“克己”，也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

而“礼”呢，朱子的注解不再是具体的礼节，而是泛指天理。因此，朱子的意思是，“复礼”就是遵循天理。

这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朱子是程朱理学的祖师爷，主张“理礼合一”，所以“礼”既是“天理”，也是“人事”。所谓“克己复礼”也就成为了天理战胜人欲，人只要克去那些“非礼”的部分，自然也就能复礼了。

然而，孔老夫子“克己复礼”的本意，可不是让我们去克制自己的欲望。孔子那时候可还没有程朱理学，他所说的“礼”，也只是“天理”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而“克”字呢，其实在古代汉语中有很多意思，它既有“克制”的意思，也有“做到”、“做好”的意思。

所以，孔子讲得“克己复礼”，其实根本就不是让人克制自己的欲望，而是让人做好自己，人人各安其位，大家都尽到了自己的本分，社会的“礼”也就恢复了。

所以说，如果按照孔子的原意，《论语·颜渊》的那段翻译成大白话，应该是这样的：

“每个人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一切行为都合乎于礼的要求，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都归向仁了。实行仁德呢，要完全依靠自己，难道还需要靠别人吗？”

这时候有人会说，朱熹那么个大儒，为何要篡改孔子的本意呢？

这其实也很容易理解，朱熹这么做，这无非就是借孔老夫子，来给自己的理学做背书。

儒家之所以能够从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的正统学派，是因为西汉时期，董仲舒建立了一套阴阳五行宇宙论，为汉武帝献上了巩固皇权制度的天人三策。董仲舒证明了皇帝的统治权力来自老天的意志。而且他的这套理论是可以观察，可以解释的。

比如说，老天高兴了，便有了春，老天更高兴，便有夏；老天要是忧愁了，就进入秋天，老天悲哀了，就是冬天。天道就是人伦，这叫天人合一。从四时相代，到生活中最小的细节，无不体现着天的意志。

当然，皇帝权力虽然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能为所欲为。因为，皇帝的上面还有老天。老天爷会时刻关注着天子的表现，并通过一些自然现象来奖惩天子——如果帝王勤政善行，就通过异常的吉祥征兆，来奖赏他；如果帝王恶政暴行，就会通过反常的灾异，来警告他。

天道有常，人必须顺天承意。如何顺天承意？

这就体现为皇帝要听从天的意志，臣民要听皇帝的，儿子要听父亲的，女人要听男人的，如此等等，“下事上，如地事天，此之谓大忠”。——“忠”是君主们最愿意听的一个词。

就这样，汉武帝与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立约，汉朝从此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生们得到了好处，就要为皇权的“受命于天”做舆论宣传。

然而，从东汉到隋唐，佛教传入中国后飞速发展，与此同时，本土的道教也逐渐壮大了起来，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董仲舒那套阴阳五行宇宙论为皇权作背书还算可以。但是在解释抽象世界（本体论）和人的心灵世界（心性论），以及人生死问题面前，儒家被那两家，尤其是佛教打得体无完肤。

佛教传入中国后，马上在精英阶层传播开来，甚至南北朝时期好几个皇帝都信奉佛教。到了北宋，为了对抗佛教，宋儒们想到了“给天地立心”，将天理和人心（欲）结合。

就这样，有了程朱理学，人们就不用再通过董仲舒的那套“天人感应”从外部世界去间接地接近天，而是人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内心世界去理解天理。

为了让理学具有说服力，朱熹必须从儒家的经典中寻求能够为自己背书的圣贤之言。所以，他才把《论语》中孔子的话，按照自己的意思作注解。

这时候，有人可能仍然表示怀疑，你这么说有依据吗？

其实，如果你弄清楚孔子所说的“礼”是什么，就明白了。

这时候有人会说了，这还用问吗？从小我们就被教育，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不管是宴宾会客，还是丧葬嫁娶，社会中的一切行为，几乎都能找到一套程序式的礼仪。因此，“礼”就是人们在日常社会活动中的那一套礼节和仪式啊！

这么说，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在孔子的那个时代，“礼”不仅是礼节和仪式，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代表着秩序——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为何这么说？先看《论语》中一个著名的典故：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论语·八佾》

意思是说，孔子在谈论到鲁国的正卿季平子时说，“季平子用八佾在自己的庭院中奏乐舞蹈，这样违背礼制的事他都忍心去做，还有什么事情不可狠心做出来呢？”

图 | 礼乐仪式

所谓的“佾”，是古时候舞蹈表演行列的规格，一佾为8人，八佾就是64人

这时候，可能有人就要感到疑惑了：这孔老夫子管得可真宽啊，人家季平子在家里欣赏舞蹈表演怎么就不行了？他用多少人奏乐舞蹈，你老夫子也要管啊？

如果你这么认为，那你就错怪孔子他老人家了。周代虽说是礼、乐并称，但“乐”其实也是“礼”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周礼》中规定，礼乐仪式中，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使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则用二佾。季平子呢，他为鲁国的正卿，按《周礼》的规定，只能使用四佾，他用天子的八佾规格，无疑是僭越“礼制”的行为。

所以，我们再看孔子他老人家之所以这么生气，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都知道有“周公制礼”之说，周公开创的这一套礼制，可不仅仅只是礼仪的规范，它最主要的功能，其实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具体表现。“礼”的核心作用用十二字真言可以概括——“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它是一套维持社会稳定的宗法制度。

众所周知，周朝实行的是分封制，本质上就是在血缘的基础之上，建立的一套“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

在这套政治体系中，周天子、诸侯、卿大夫，既是君臣，也是亲戚。整个国家，其实就是一个宗法制社会下的大家庭，周天子就是大家长。

图 | 宗法社会继承关系

在继承制度上，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为大宗，其他为小宗。所谓，“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礼记·大传》

在家国同构的宗法制社会下，大家虽然都是不是外人，但亲戚也得分个亲疏远近，要不社会还是得乱套。所以，如何确定不同人之间血缘关系的远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宗法制度，一定要将本宗的利益放在之一位。如果在礼法上，天子要是对叔叔和娘舅一视同仁，那抬高了外姓的宗族，贬低了本宗，那天下就得大乱了。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定亲疏”。

所谓的“决嫌疑”，就是要杜绝模糊的地位关系，严格地按照身份等级划分所有人的地位。

要给所有人进行地位排序？

是的，如果你是家长，即使是面对自己的亲儿子，也不能一视同仁。

举个例子，当你给大儿子个鸡腿吃时，如果二儿子也想要，怎么办？

如果是我们现代人，给大儿子吃鸡腿了，就也得给二儿子，必须要对儿子们平等对待。但是，如果古人也这么做，对儿子们平等对待，那可就危险了。

怎么回事儿呢？

因为你对儿子们的“平等”原则，会让别人产生“嫌隙”，尤其当你作为国君时这么做，臣子们就会看不出你两个儿子的地位谁高谁低，谁是你将来的继承人。“平等”的后果也很严重，儿子们从小就不知道家里的地位谁高谁低，将来发生继承人问题后，就会互相斗个你死我活。历史上很多皇帝都是因为犯了这样的错误，导致兄弟相残。比如唐初的“玄武门之变”，就是因为李渊没有“决嫌疑”。

所以，当你给了大儿子一个鸡腿，二儿子也想要时。你不但不能给二儿子，更好还得给他个大耳瓜子，教育他不要对老大拥有的东西有非分之想。如果你对待二儿子和大儿子是一样的态度，那么就会产生“嫌疑”。

因此，宗法社会要给人人划分等级，即便是儿子，也得要区分出长幼尊卑，嫡庶贵贱，为的就是“绝嫌疑”。

所谓的“别同异，明是非”，那就好理解了。就是按照“礼”的准则，来区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相同和差别，用是否符合“礼”的准则来明辨是非。遇到陌生人，他遵守“礼”就是同类，不遵守“礼”就是野蛮人。国家也一样，国民最受“礼”就是礼仪之邦，不遵守呢，就是蛮夷。

所以，“礼制”之所以能维持宗法社会的稳定运转，是因为它给所有人都制定了社会等级地位和行为的边界的标准，所有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等级地位而各安其位，所有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行为边界而各司其职。

你季平子是鲁国的正卿，就得按照正卿的标准用四佾；王铁柱的爷爷是铁匠，爸爸是铁匠，所以你长大后也要安心做个铁匠；每个人在社会上的位置是定好了的，谁也别做非分之想。

这就是孔子那个时代，“礼”的含义。“克己复礼”，就是做好自己，人人各安其位，大家都尽到了自己的本分，社会的“礼”也就恢复了。

然而，孔子的“克己复礼”的夙愿能实现吗？

后来的答案我们都知道了，孔子一生致力于“克己复礼”的伟大事业，但直到他去世后两年前，社会也没“克己复礼”。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孔子的“克己复礼”过时了。

周代的“礼制”所维系的宗法制，其实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熟人社会——指的是统治阶层。也只有这样的社会中，才能依靠血缘关系确定亲疏远近、尊卑长幼，人们才能够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保持秩序井然。

在这种宗法制下，统治者自上至下逐级行使权力，被支配者自下至上逐层恪守自己应尽的义务。有句话是“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周天子这样的分封制度，最开始还可以通过宗法秩序维持对地方上的统治，但是经过两三代人，周天子对地方诸侯的控制力就变得相当弱了（随着代际的增加，血缘纽带减弱了），对于不听调令的诸侯，周天子只能徒呼奈何。

同样，诸侯们虽然在封地上的地位非常高，但时间长了，他也管不了底下的贵族、卿大夫们养的门客。当鲁昭公调不动卿大夫季平子时，他也只能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统治者对权力的欲望总是无限的，当初周天子搞分封制，其实只因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无力供养庞大的官僚体系，做出的无奈选择。到了孔子那个年代，随着冶铁技术的成熟、铁制农具的推广，以及各种农业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官僚系统也越来越庞大了。对于统治者来说，将权力一竿子插到底，对社会进行直接统治也就不再是奢望。

然而，宗法社会的那套“礼制”，对诸侯实现中央集权统治却具有着天然的制约。诸侯，甚至大夫们都野心勃勃，看着周天子那一副窝囊的样子，他们感到不寒而栗。所以，诸侯们纷纷寻求变法，实行编户齐民、郡县制，决心打造一套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员到地方的集权式官僚体系。

秦汉的郡县制

对于诸侯来说，只有将自己的权力一竿子插到底，才能对基层社会实现有效地组织和动员，只有摆脱宗法贵族们的掣肘，他们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

因此，为什么春秋时代会礼崩乐坏，为什么我说孔子的“克己复礼”已经“过时”了，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诸侯们为了掌握绝对的权力，主动抛弃过去的“礼制”——严格地说，应该是礼制中那些掣肘君***力的部分，开始变法。变法后，战争不再是只有贵族参战，打起仗来都不择手段，毫无顾忌。所以，遵守道义，等待楚军渡河列阵后才进攻的宋襄公，成为了笑柄。

诸侯国通过战争不断地进行扩张，社会不断地变大。社会膨胀，城市变大后，原来的熟人社会就被打乱了，逐渐变成了半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就这样，过去的宗法封建制也就不再适应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了，在政治领域的作用也就逐渐地瓦解掉了。

在古代社会，统治者都是依靠城市，对周围农村地区进行统治的，城市的不断扩张，必然伴随着大量的***。原先的一个大宗族进入到了一个比以前更大的社区，它就不显得大了，影响力也就弱了。在城市中，各个宗族的人们杂居在一起，互相通婚，久而久之就没有了之前在村子里那么强的血缘纽带，也就团结不起来了。

这就好比合村并居，***之前，村民们团结着呢。一旦将他们打散，进入到一个庞大的社区，他们就很难团结起来了。一个几十人的物业公司，就能管理一个万人的社区。

郡县制就是这样的逻辑，宗法社会瓦解也就意味着周礼的生存土壤也将不复存在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各国诸侯们都在绞尽脑汁变法，通过富国强兵实现统一时，孔子却站出来号召大家，退回宗法制的小社会。谁会听从孔子的说教啊？尤其是在那个开始全民耕战、授民以爵、主张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听孔子的话就等同于自取灭亡。这也就是孔子“复礼”失败的真正原因。

当然，达文说这么多，并不是要对孔子他老人家进行嘲讽或苛责。人处于历史之中，每个人都无法逃脱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作为圣贤的孔子也不例外。我这么细地讲述孔子“克己复礼”的故事，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看待历史和社会的发展，绝对的理想主义是不尊重社会历史发展的固有客观规律。

当然，孔子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后人批判和嘲讽的对象。孔子追求的那个人人奉行君子之道的理想社会，就当时，甚至当前我们这个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来说，确实很难实现。这就像我们做艺术创作，我们是画不出绝对的圆，我们是无法创造出绝对的美，这并不能推导出它们不存在。

君子是一种“道”，天下大同也是一种“道”，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抵达，但是，我们可以不断地努力去无限地接近它。但是，一定要记住，理想和现实是相辅相成的，脱离现实的理想是空洞的，没有理想的现实是不值得过的。最终真正能推动这个世界良性发展的，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和懂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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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林悟道《韩非子-奸劫弑臣》上一章中韩非子为避免“国有擅主之臣”的出现，造成君主成孤家寡人，臣子却结党成势的局面，最终发展为田恒弑臣之祸患，为君主献策依法治国。韩非子的主张首先是朝中“有术者之为人臣”有臣子懂法术，其次是法术之士敢于献策，第三是所献之策必是“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是对上彰明君主的法令，对下制服奸臣，以此来尊崇君主，安定国家的律法。依法治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随着人口的增加，疆域的扩大，单凭君主的个人魅力与权势已经不能够管理社会、统治国家，这时能体现君***威与意志的律法自然就会被君主选中，作为统治国家最有效的工具。

韩非子对于臣子献策依法治国有自己的程序与逻辑。首先是“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意思是法术主张能进献出来。法术之士通过自己的智能将依法治国的策略献给君主，并得到君主的认可与认同，这一点很重要，说明战略很正确，做了正确的事。看看前文，韩非子用了多少篇幅来说明不依法治国的后果，甚至说到国破君亡的地步，就是要让君主明白并采纳依法治国的主张。韩非子这种先吓唬后说办法的进言策略是现代广告手法的鼻祖。

有主张还不够，还要有具体的办法，韩非子在提出策略后紧接着又提出了办法“则赏罚必用于后矣”意思是赏罚制度接着就能实行了。依法治国是战略，赏罚分明就是战术，战术就是正确的做事。天下律法与规则，核心就是赏罚，我们说国家律法是君***威与意志的体现，那么赏罚就是握在君主手中的权柄。告诉君主要依法治国，还要告诉君主怎样才能实现依法治国。这是进言者必须要具备的素质，提出问题，还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供君主参考与选择。

天下的律法与规则，无外乎定规则明处罚，规则是用来约束大家言行的，处罚是用来惩办违反规则的人。中华文化的精髓是敬畏天地，律法是人们效法天地的成果，所以敬畏律法，就是敬畏天地，而律法又是君***威与意志的体现，故敬畏律法就是敬畏君主，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而这一切的前提与基础是依法治国的国策。

对于洞悉律法价值的君主将会怎么做呢？韩非子说“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欲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 意思是君主真正懂得了圣人的法术，而不迁就世俗的言论，就会按照名实来判定是非，根据验证来鉴别言论。我们在前面说过律法是人们效法天地的成果，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绝不是世俗文化的体现，也就是说律法来自于天地，而不是人类自己，只是人类将其具相化。就像重力一样，是先天存在的，牛顿只是发现了它。

君主真诚而明确的掌握了律法的作用，并且知道了推而广之的 ，那么他绝不会受世俗言论的影响，就会采取“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所 来治理国家管理臣民。这二点是韩非子一直所倡导的，也是实践论的最早版本。名副其是就好，名不副实就是不好，实事胜于雄辩，说的再好要看实效。你的名声再大，也要用实事来证明。

《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则赏罚必用于后矣。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欲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

在公司管理中，“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是老板管理员工的更好 ，也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你有再多的文凭与称职，还是要看实际的工作能力，要名副其实。对于员工的言辞，还是要通过实效来考查，员工说能遵守公司的制度，那就看在实际工作是否真的遵守了制度。在销售管理中，用绩效核的办法来审验业务人员的言辞，他说能回款多少钱，那就看实际的回款额。老板切不可只听不看，只凭江湖传闻或是一面之词就确定职位与待遇。

为什么要规定12月4日为国家宪法曰？

我国宪法日是12月4日，是因为现在施行的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

从世界范围看，把本国通过、颁布或者实施宪法的那一天确定为宪法日，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我国的现行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2001年，党中央、国务院批转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四五”普法规划规定：将我国现行宪法实施日即12月4日，作为每年一次的全国法制宣传日。因此，经过法定程序，将每年的12月4日确定为国家宪法日，是推进宪法宣传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的重要举措。

是否能说明韩非思想比道家儒家更先进？

现在都是依法治国，是否能说明韩非思想比道家儒家更先进？现在的国家都是依法治国，但同样也是遵循了道家和儒家的很多思想，并不能说明韩非思想比道家儒家思想更为先进。原因如下：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下这三种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各自为政，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涌现出了多种思想，其中儒家，法家，道家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同时也更为后人所知。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

《先秦学术概论》：

“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于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

《汉书·艺文志》：

“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

道家和儒家是一对相互学习又互相对立的两个存在，但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更加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道家讲究超脱于现实，仙风道骨，不为凡事所动，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能达到此境界的人屈指可数，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一个理想的境界。而儒家讲究的是大爱，泛爱众，天下之人都可以通过教化得以改正，和佛性有相通之处。

人有善恶、美丑、出身等各种内在和外在条件，经历了不同的境遇，造成了个人素质有很大的差别，几乎不能实现在同一时期达到道家和儒家的理想状态。那这种时候如何能使人们很好的生活，保证社会公平，好人能够正常生活，不被恶人欺负，坏人能得到惩治。这就需要确立规矩，人人遵守，也就是法家的依法治国。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又称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新郑（今属河南）人。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法家学派代表人物。韩非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并且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名言名著。著有《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文章，后人收集整理编纂成《韩非子》。

韩非是荀子的***，自然也接受了很多儒家思想，但是本身爱好“刑名法术”之学，且归本于‘黄老之学’，将道家思想融会贯通，形成了更为丰富的法家。这可以说韩非思想只是以法为主，但是包含了道家和儒家，集三者之大成，从这个角度讲，是有了很大的进步的。

秦始皇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秦始皇遵循的是依法治国，加强思想法制，并且得到了很好的效果，促使秦国不断壮大，最终统一了六国，实现了霸业。这也能很好的证明韩非思想在当时的作用是巨大的，符合当时国家发展的需要。现在国家讲究的就是依法治国，很难想象在几千年前的秦国已经完成了这一理念。

韩非思想还有一个重大的进步就是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中国历史讲究的是效仿古人，也就是模仿。从几千年的历史文明来看，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并且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很多以前的知识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这种思想对中国将来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时批注道：韩非师从于荀子，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法治、术治、势治”三者合一的封建君王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

毛主席对韩非思想评价很高，韩非思想使秦国拥有了健全的国家管理方案，帮助秦始皇完成了大一统的伟业。

历史上还有比较有名的就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的人就想是不是这个时候的法家就没落了，其实不然。董仲舒是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这又是集三家之所长，主要是以儒家教化众人，实际还是依法治国。

《韩非子·五蠹》“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韩非思想具有发展观念，韩非主张的法是以当时的实际来制定的。不是一直遵循的，这也造就了韩非思想是没有局限性的，可以永远进步。

现在的人接触的都是法律，很少去学习儒家或道家的思想。但是这些都是融入到了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中国人讲究仁爱，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人的残暴，毫无人性，依然坚持了善待俘虏的政策，这是儒家思想的体现。中国人做生意发现都爱喝茶，然后交流也不是只围绕钱，而是讲究人为本，这又是道家思想的体现。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不断档，屹立几千年的国家。很大的原因就是做到了集万物之所长，学习先人的智慧，继承优秀的文化理念，应用于当下，不断发展。思想是具有生命的，拥有成长性，包容性，只是不同的社会时代，会需要不同的思想为主导。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不断完善各家思想，使中华民族不断强盛。

欢迎讨论交流，期待思想上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