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宴，为什么东汉末年时期的朝廷被有些人称为历史上最腐朽的时期？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东汉经历了光武、明、章、和四代皇帝近80年的统治,就结 了其兴盛时代。此后的东汉政权像一个早衰的病人蹒跚地走 上那通向死亡的、漫长的途程。从殇帝刘隆开始,经安帝刘祜 、少帝刘懿、顺帝刘保、冲帝刘炳、质帝刘缵、桓帝刘志、灵帝刘宏 、少帝刘辩到献帝刘协,在这十代皇帝113年的统治过程中,东汉 统治阶级日益***,内部矛盾重重,政治昏暗,对人民的压迫剥 削加剧。豪族地主势力不断膨胀,最终导致统治集团公开分裂, 和农民起义的爆发。
一、外戚宦官擅权
东汉政权腐朽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外戚、宦官擅权使政治更加昏暗。外戚和宦官,这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一对怪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外戚、宦官擅权的时期对此历代史学家都一概持否定态度。
尤其对宦官参政,多数学者是深恶痛绝的,明人黄宗羲说“奄宦之如毒蛇猛兽”(《明夷待访录·奄宦下》可代表一般人的看法。现代学者也有人沿袭这种看法,断言凡宦官专权、参政的年代都是“最黑暗的年代”。这种不加分析,对外戚、宦官一概否定的观点是不够全面的。以今天的观点衡量,对某一时代的宦官、外戚专权肯定或否定,应以他们执政期间推行的政策对当时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如何为标准，而不以他们的血统地位而一概否定。不然就会陷入封建的“正统论”的陈旧论调。
因此,如前所述:当东汉和帝时外戚窦宪虽专权于一时,但终被朝廷铲除;宦官郑众虽因功封侯而参政,但其“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后汉书·宦者列传》)。并未因其参政而使皇权削弱。因此,尚未造成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而使政治昏暗的后果,所以和帝时尽管已开始了外戚、宦官擅权的历史,但终未造成对整个社会的危害,于东汉历史向前发展尚无严重影响。
而和帝以后,朝廷上和宫闱内演出的一幕接一幕的外戚、宦官争权夺利、你死我活的斗争,则直接使东汉王朝的统治更加腐朽,使胼手胝足地挣扎于苦难和死亡线上的劳动人民陷于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从此,东汉王朝一蹶不振直至灭亡。
东汉中期以后宦官、外戚交替擅权的历史,如果把从和帝后邓氏到安帝后阎氏,外戚——宦官——外戚政视为之一个循环；那么,从顺帝(126年-144)经冲帝(144年-145年）、质帝(156年-146年)到桓帝(147年-160年)这40年间的外戚宦官斗争,即可视为第二个循环。比起之一个循环来第二个循环斗争得更加激烈,而双方对政治的危害都较前者为大,从而加深了东汉政权的危机。
先后有外戚阎氏擅权、宦官孙程拥立皇帝、梁氏外戚骄横淫逸、宦官“五侯”肆虐，再到灵帝时外戚宦官相互残杀，一时间政局的黑暗程度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那些依靠父兄、姻亲势力而为官的人,自然无所谓才能和品德,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贪残凶暴、荒淫***,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苦难,从而为即将爆发的东汉末年农民大起义增加了助燃剂加速了革命风暴的到来。
二、皇帝荒淫昏庸
东汉末年的政治***,根本原因固然是地主阶级整个阶级的痼疾,但与当时的几代皇帝昏庸、荒淫有极大关系。桓帝好色而无能,灵帝则比桓帝更甚,这是助长宦官擅权和造成东汉末期上层统治者普遍荒淫好色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搜刮供挥霍所需的财物,这个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的灵帝想出不少别出心裁的办法:如规定郡国所送的贡献,先输入中署,名为“导行费”这实际上就是在应缴纳的贡献外,再索上笔苛捐杂税。
为搜刮金钱,光和元年(178年)竞开西邸公开明 码标价卖官,自关内侯以下之官皆可以钱买得,据《后汉书·灵 帝纪》引《山阳公载记》可知,当时卖官价格为三千石官价二千 万,四百石官价四百万。
所卖之钱藏于西园,供皇室私用。中平四年(187年)连关内侯也公开标价出卖,钱五百万。而且还可 赊欠,即先到官,然后再加倍偿付买官之钱,官位既成为商品，则这种商品的惟一用途就是用来榨取比其自身更多的价值。因 此,用金钱而取得官位之人,当官的惟一目的就是搜刮、剥削人 民,榨取更多的财富。
尤为荒谬的是,灵帝嬉戏无度,淫欲满足之余,还喜作无谓之游戏,常于西园驾四白驴,亲自操辔执鞭,驰驱于宫内。公卿贵戚也竞相仿效。还令宫女为客舍主,灵帝身穿商人服与宫女饮酒取乐。他还喜听俗闾小事,在鸿都门下,聚集了一批无行之徒,投其所好,伴其游乐。
一面开西邸卖官,一面赏鸿都学士高位,其官爵之滥则不言而喻了。灵帝如此昏庸,其朝政自然拱手让权宦把持,甚至公开宣称“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后汉书·宦者列传》),难怪在灵帝时“宦官得志,无所惮畏”了。
中平五年(188年)34岁的灵帝死后,17岁的皇子辩即位,是为少帝。不久少帝被度,9岁的刘协被拥上帝位,是为献帝。此时,皇帝成为名副其实的傀儡,不久,东汉政权就名存实亡了。
三、悲壮的抗争——”党锢之祸”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迭相擅权所造成的政治***.遭到来自两方面的反对:广大劳动人民以其强有力的武装起义英勇地反抗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统治阶级内部则有一部分官僚形成反对派。但在他们周围只有一些手无寸铁的太学生和郡国生徒。
这部分地主阶级反对派软弱无力的抗争,只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幕壮烈的悲剧“党锢之祸”丝毫未改变东汉王朝没落的趋势。
外戚宦官专朝政,士大夫必然消极避世。自顺帝时,就有不少士大夫因不满政治***而相率毁裂冠带,避祸深山,至桓、灵帝时期,在外戚宦官把持下的朝政更加黑暗,除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越发沉重的苦难外,又因卖官鬻爵,选举不实及权宦、贵戚控制从中央朝廷到地方各级官府堵塞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出路,从而引起太学生、郡国生徒以及士大夫的极大愤懑。
于是,朝廷上的”清流官僚”,和在野的士大夫,太学生,郡国生徒这些知识分子就联合起来形成了外戚官官专权的反对派。
“清流”官僚,士大和太学生等对外戚宦官控制的腐朽政治抨击,最主要的基地是知识分子聚集之地—太学,最主要的手段则是“清议”。
“清议”是抨击当时腐朽政治的一种方式,也是党人制造舆论的重要手段。对于朝廷施政的臧否、官吏人品的高低,以及吏治的清浊,这些知识分子们都指摘评论,相互呼应,而这种“清议”往往又传为乡谣,至广为播扬。
这种以谣谚方式出现的评论,正是“清议”的结果。表示了世人对政治及官吏人品的看法,而有些谣谚编造得相当形象生动,就更扩大了这种舆论在社会中的影响。太学生对官僚评论,虽不免有相互标榜之处，但所称道的官僚大多是敢于同地方豪强或外戚宦官等恶势力斗争的正直之士,这也是不能否认的。
这种“清议”虽对改善吏治不会起到什么根本作用.但因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而对官僚贵族权宦、佞幸有一定的威胁,因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后汉书·党锢列传》)。
随着外戚宦官的权势日炽,部分清正官僚及在野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攻击也愈加激烈,在恒、灵时期形成当权的腐朽势力同不当权的党人间公开对立。两者的斗争终于白热化而最后导致“党锢之祸”。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们终于动手向“党人”们反扑了！这些“党人”,“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都是朝廷重臣，须经三府签署。但太尉陈蕃拒绝平署,桓帝愈怒,遂下诏将李膺下狱拷问,辞所连及杜密、陈翔、陈寔、范滂等二百余人。有的“党人”闻风逃遁,朝廷悬重金购募,派出执行大逮捕任务的使者相望于道,全国一片恐怖气氛。皇帝诏令所到之处,官吏为报命邀功,乱捕无辜,髡答掾吏,被刑讯迫供之“党人”,钩连所及,有一州至百数者。钩党之称至此而流行。
在大逮捕中,有许多“党人”表现出英勇的气概,陈寔闻被捕者日众,自往请囚,宣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度辽将军皇甫规见被捕“党人”皆天下名贤,耻自己未能被列入,而上书自称“附党”,要求朝廷收捕。陈蕃不断上书极谏,终被皇帝策免而丢官。
永康元年(167年)五月,陈蕃被罢官后,朝廷上再无人为“党人”说情,太学生贾彪主动入洛阳鼓动外戚、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谞等上疏。由于窦武、霍谞等有力之近臣请求,即将离开人世的桓帝才“意稍解”。
于是,在永康元年(167年)桓帝下诏,大赦天下,放党人二百余皆归田里,但其名皆书于三府,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仕。从此,“党人”虽被赦免,但朝野正直之士被废放,邪佞之流气焰益愈嚣张。这就是有名的“党锢之祸”。
四、水深火热的百姓
1.惊人的贫富对比
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地剥削,使人民贫困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桓帝时,刘陶上疏中疾呼:“窃见比年以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在这种极端困苦的生活中挣扎的,并非少数人。如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桓帝)时天下饥馑,帑藏虚尽”（《后汉书·张法腾冯度杨列传》)。
在这种困境下的人民,冻饿而死已是常见的事,《后汉书·桓帝纪》载,“建和元年(47年)三月,荆、扬州人多饿死”。延熹九年(166年)“三月癸巳,京师有火光转行，人相惊。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北方地区有的人民严冬无衣,卧草中取暖:“（桓帝时)五原土宜麻葈,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崔意《政论》)这哪里是“俗不知织绩”,分明是穷困所致。以五原严冬之酷寒,那些“衣草”的贫民不冻死而何待!
在饥饿的驱迫下,人吃人的野蛮场面,不断的在我们这个文明的古国大地上重演！《后汉书·桓帝纪》载:元嘉元年(151年)夏四月“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永寿元年(155年)“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灵帝时,盖勋“领汉阳太守。时人饥,相渔食”(《后汉书·虞傅盖臧列传》）。就连夫妻也有相食、产子也有杀掉的:灵帝建宁三年(170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后汉书·灵帝纪》)。“郑产为白土啬夫。汉末产子一岁则出口钱,民多不举。产乃令勿得杀子,口钱当代出,因名其乡曰“更生乡”。
2.暗无天日的社会
统治者的压榨、抢掠,导致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愈来愈多的农民无法继续在本乡本土生活下去,社会上出现大批的“流民”。那些脱离土地的“流民”造成对东汉统治者的极大威胁,以至封建 不得不屡次下令解决“流民”问题。由于连年对少数民族的战争及贵族地主的无度挥霍,社会财富丧失殆尽,连再生产的可能性也愈来愈小,东汉末年社会出现一片凋零的残破景象:“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后汉书·李陈庞陈桥列传》)。
由于战争和灾荒,田中缺乏男劳动力,只有一些妇女在收获几颗可怜的粮食,桓帝时因有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后汉书·五行志》)。
大批的壮丁被饿死、战死,社会最宝贵的财富劳动力被无端消耗,生产停滞,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统治下,社会走到了绝境,不仅劳动人民无法活下去,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也毫无出路。整个国家在一群恶魔、淫棍、刽子手、***和人类的渣滓统治下,陷入无可缓解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