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薇的哥哥,如何评价清平乐中司马光

赵薇的哥哥，如何评价清平乐中司马光？

司马光喜严肃的纲常伦理，推进封建家长制，在后来越来越严苛的伦理道德束缚氛围，自然受到推崇。近代后批评司马光的声音才渐起。司马光也还算不差，没黑子黑得那么祸国，也没吹子吹得那么发光。掌权为相之后，问题比较大，连涑水门下走狗都嫌他过于专横，苏轼也骂他以前骂韩琦专横。

司马光其实也是力主变法的，他对北宋的弊端看得很深，理解上很正确。但问题出在：他主张徐徐变法，不要一下子太过火。当时年轻气盛的皇帝自然不喜欢这种做法。他自己不愿意当变法的领头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他的建议再正确又如何？

司马光个人品德无可挑剔，王安石的变法虽有问题，但不无可取之处，司马光一上台就尽废新法，试想难道什么都不做，只是恪守祖制就能兴盛国家？宋朝到了神宗时期，说需要改革是一点没错。形势一直在变，法度却全然不变，这样的情况能维持多久？早在仁宗年间范仲淹就主持过庆历新政，可见那时就有需要革新的地方。而司马光却只是一味反对改革，还将新党全部贬黜，加剧了党争。他尽废新法不能不说是走了另一个极端，连之前反对王安石的范纯仁也不认可。

“司马光为政，将尽改熙宁、元丰法度。纯仁谓光：“去其太甚者可也。””但司马光根本没听进去。他反对新法不能不说是带有个人情绪的，这从一件早已定论的案子还要“复申前议改焉”就能看得出来，司马光不是对事不对人，而是又对事又对人，凡新党支持的，他都要反对，已然偏离了为国为民的宗旨，不像苏轼、范纯仁等人是为国着想，怎么有利怎么来，有问题才反对。

至于割地给西夏，那完全是不应该的，西夏小国反复无常，毫无信用可言，签订和议都不能约束他们，更不能指望他们会自己收手，要保得边境安宁，只有攻灭西夏一条路可走。熙河开边的成果已经显著，司马光却要割让土地，还主张尽数退回熙丰时所占的城、寨、州、军，结果连旧党内部的一致认同都得不到。到了宋哲宗绍圣初，“御史周秩首论光诬谤先帝，尽废其法。章惇、蔡卞请发冢斫棺，帝不许，乃令夺赠谥，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贬崖州司户参军。徽宗立，复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复降正议大夫，京撰《奸党碑》，令郡国皆刻石。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闻者愧之。”这段记载显示，司马光死后，新党重新被启用，甚至要将司马光开棺戮尸，虽然没有被允许，但是还是推倒了立的石碑，追夺所赠谥号，还几次追贬官职。

但他在民间的名声却不错，这一来是因为他个人品德确实好，而且废了新法以后，一些新法劳民的地方也被废除，使得人民感谢他；二来之前很多人也提过，个人传记有美化的地方，寇准传就被很多人认为有美化。而且古代修史大多不认同王安石改革，甚至有认为他是奸臣的，认为他导致了北宋灭亡的，把责任全推到王安石变法上，如此一来反对他的司马光就成了伟光正，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客观的。

从现在的角度看，王安石有意改革弊政、富国强兵，出发点是好的，只是执行中出现了偏差，虽然如此，还是取得了开疆拓土、充盈国库的不少成就，将之全面否定肯定是不合适的。而司马光的尽废新法，一味守旧的举措在现在看来则是不思进取的表现，毕竟问题不会自己解决，祖宗之法也不是万能药。虽然建国初期可以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但当时的北宋也显然不处于这一时期。总的来说，司马光个人品德非常好，在文学上也有撰写《资治通鉴》的成就，可惜执政之国上不能做到兼容并包，将变法的成果保留下来，只去糟粕，消弭新旧两党的纷争，反而尽废新法、尽贬新党，为后来更激烈的党争埋下了祸患。